1997年，原籍台湾高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吕从周在女儿吕力争的陪伴下，再次返回老家高雄探亲。
当时，吕从周已经年近七旬，他所熟悉的亲人已经去世的都差不多了，就连盼了他一辈子的母亲，也早已于1972年去世。
当天晚上，吕从周父女就住在了家里，吕力争被安排住在了奶奶的房间里。
图|1992年，吕从周（左三）首次赴台探亲与台湾亲人在机场合影
也许是因为睡不着，也许是因为好奇，吕力争对奶奶留下的一个老旧的梳妆柜上了心，本来她只是想看看奶奶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但没想到的是，由于这个梳妆柜太过于老旧，她上去一动，整个梳妆柜就散了架。
吕力争下意识的以为自己是闯了祸，可却意外从梳妆柜的夹层里面发现一张泛黄破损的纸。打开一看，吕力争吃了一惊
这张纸居然是一份50年前的通缉令，上面就印着被通缉的吕从周等人，在通缉令的末尾，还印着悬赏的赏格。
吕从周看见这张通缉令，也忍不住老泪纵横……
进步青年
1949年初，三大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局已定。
为了给自己安排后路，蒋介石已经提早（1948年10月）安排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
党中央早在抗战胜利之初便考虑到要解放台湾，因此决定在台湾成立党组织，并且还抽调了参加过长征，具有经验的蔡孝乾出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台工委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在台湾发展党的组织，并在岛内扩大影响，为后续的解放铺路。
当时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被派到了台湾，负责争取台湾本土的进步青年参加革命，至1949年5月，台工委向中央报告，在台的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了1300余人。
吕从周就是中共地下党在台发展的进步青年之一。
图|吕从周（左二）与家人合影
吕从周是台湾高雄燕巢乡人，1929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1948年，19岁的吕从周进入台中农学院就读，正是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的社会现状，国民党腐败统治下的台湾民不聊生，他和当时许许多多满怀正义感的台湾青年一样，心中燃起了对旧制度的愤怒与不满。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标志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彻底结束。
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
台湾当时虽然回归了祖国，但由于受过去殖民统治的影响，还保留着很多过去的习惯，时人评价：
“中国政府只‘收复’了台湾的形体，而没有‘收复’实质。”
要铲除日本人在台的奴化教育，重建台湾的文化教育，恢复中国固有的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由于国民党当局治台策略失当，加之腐败等因素，不少台湾民众都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的统治十分不满
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6名查缉员及4名警察，在台北市法主公庙对面发现一名40岁女子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于是上前没收其所有香烟以及钱财。
林江迈苦求，希望查缉员归还其钱财以及其余经过合法缴税的公烟，然而查缉员坚持全部没收，就在双方纠缠之际，引来周围民众围观。
查缉员情急之下，以枪托击伤林江迈头部，致使林江迈血流如注并昏迷倒地。查缉员行为也引起周围民众愤慨，双方爆发冲突，查缉员开枪示警，击伤围观的市民陈文溪（后伤重死亡）。激愤的群众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但是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对此置之不理。
次日（2月28日），民众沿街敲锣打鼓，鼓动人群抗议，以至于后来冲突规模扩大。
随后一个月，国民党当局在此事处理上，态度蛮横粗暴，引起民众进一步反抗，国民党当局甚至还调来了军队镇压。
二二八事件不仅在当时，甚至对后来的台湾也都产生了深重的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二二八事件在当时还引起了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关注，台工委领导的地下党小组也积极参与其中，并积极发动和组织民众开展武装斗争。
毫无疑问的是，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吕从周在经历了二二八事件后，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1948年3月2日，吕从周和台中农学院的校友陈明忠、谢桂芳一起，毅然加入了共产党，属张伯哲任书记的“台湾省工委会台中地区工委会”领导
相比于吕从周，陈明忠这个名字在台湾近代史上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他生于1929年，逝世于2019年，曾两度被捕入狱，共坐牢21年，被称为“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是台湾“统派”的旗帜性人物和赫赫有名的社会活动家。
被迫离家
在台中农学院的校园里，吕从周与陈明忠、谢桂芳等同学组成了地下党支部，由学长谢桂芳担任书记，他们积极吸纳学校里的进步青年，一步步壮大革命力量，还组织开展了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出正义的呐喊。
不过，随着到了1949年5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1949年5月20日，为了在台湾继续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独裁统治以及防止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不断渗透和蔓延，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了全省范围的《戒严令》，大批特务组织被派遣到街头巷尾，疯狂搜捕和镇压中共地下党人以及民主进步人士。
不久之后，基隆中学案发，因《光明报》事件牵连，导致了台工委所领导的地下党小组被敌特疯狂破坏。
至1950年初，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迅速叛变，这一致命打击让整个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几乎全军覆没。
1950年的那个夏天，台中农学院的校园里突然来了一批国民党特务，他们目标明确，径直把被人举报的谢桂芳诱骗到了学院教务处，随后将其逮捕。
当特务们押着谢桂芳走到学院大门口时，刚巧吕从周夹着书本从不远处走来，正准备走进学院大门。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机智的谢桂芳偷偷地亮了一下被衣服盖住的手铐，示意吕从周赶紧逃走。
吕从周见状吃了一惊，但他很快镇定下来，等特务们走远后，他立马转身逃离，一路狂奔逃回高雄燕巢乡的家里，紧张地收拾衣物准备外出躲避。
他还没来得及跟家人细说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一阵刺耳的警笛声就呼啸而至，特务们一路追踪搜捕过来。
情急之下，吕从周穿着背心短裤从家中二楼窗户跳下，躲藏在了邻居家的柴火间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等特务们搜捕无果走远后，吕从周担心有埋伏，也不敢再回家中查看情况，只能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拿了一张假身份证，匆忙穿上别人拿给他的一身衣衫，一路狂奔到了高雄港口。
趁着国民党特务的通缉令还没下达，他迅速买了一张到香港的船票，终于在那张要命的通缉令发出之前，成功逃脱了国民党当局的追捕。
就在吕从周逃走后，位于台南的高雄县警察局贴出了一张追捕多名“叛乱人员”的“通缉令”，那张泛黄的纸张上列满了被通缉的对象，其中就有当时才21岁吕从周。
这张通缉令的下方还附带着警示条款，清清楚楚地写着违反国民党当局制定的《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相应条款，每一个字都透露出那个年代的肃杀与冷酷。
通缉令的最后还附带上了赏格：
“不论军民公教人员，发现上列逃匪，经拘送政府机关者，每拘捕逃匪乙名，发给奖金新台币贰仟元”“不论军民公教人员，通风报信因而拘获上列逃匪之一者，发给奖金新台币乙仟元”。
新台币是台湾自1949年6月15日开始发行流通的货币，这笔赏金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以让不少人动心。
吕从周抵达香港后只做了短暂停留，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即转道乘船奔赴上海，那里已经是解放区的天下了。
当时上海已解放一年，一切都处在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中
在上海军管会的帮助下，吕从周被安排进入华东局台湾干部训练团学习，系统地接受革命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培训。结业后，他被统一分配到与台湾密切相关的福建工作，这片隔海相望的土地成为他此后几十年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吕从周先被安排在福建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台广播工作，用声音向海峡对岸的同胞传递祖国大陆的信息，后调到福建省委统战部台盟科继续从事对台工作。
不过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吕从周因为来自台湾，加之身份问题，受到怀疑和冲击，他被下放到宁化县济村乡接收“劳动改造”。
吕从周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毫无怨言的投入到劳动生产中，因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又积极肯干，很快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和尊重，不久便被调到宁化县委宣传部工作。
拨乱反正后，吕从周被落实了政策，回到了福建省农科院农业经济与科技信息研究所工作，直至1989年离休。
至此，吕从周在大陆已经生活和工作了近四十年。
乡愁难解
不过这么多年下来，吕从周心里一直牵挂的是在台湾高雄的家人，尤其是一直替他担惊受怕的母亲。
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宣布解除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两岸民众也慢慢恢复了民间往来。
1992年，饱受“思念”之苦的吕从周再也按捺不住，他通过各种渠道，借助当时台湾政界老乡的关系，终于被获准入境台湾探亲。
在申请得到准许后，吕从周立即踏上了那条阔别四十余载的返乡之路，飞机穿越海峡的那一刻，他的心跳得厉害，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可惜遗憾的是，时间没有给吕从周弥补的机会他的母亲已于1972年去世。
那一年，距离两岸开始允许探亲还有整整十五年。
吕从周百感交集，一弯浅浅的海峡，阻隔了多少亲人的生离死别，母亲的离去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
1997年，吕从周在女儿吕力争的陪伴下，再次踏上了前往台湾高雄老家的探亲之路。
也是在这次探亲过程中，吕力争偶然在奶奶卧室里发现了一个旧的梳妆柜，并从后面的夹层中找到了奶奶珍藏了一生的礼物。
那是一张国民党当局通缉吕从周等人“通缉令”，落款处清清楚楚地印着“高雄县警察局”的字样。
此时，距这张通缉令的发出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七年，纸张早已泛黄发脆，但上面的字迹和照片依然清晰可辨。
那张通缉令对别人来说是抓捕“叛乱分子”的告示，对母亲来说却是儿子存在的唯一证明，是她与远在天边的儿子之间最后的联系。
看到这张“通缉令”，吕从周老人的手止不住地颤抖，那些尘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近半个世纪了，那些当年的同学，为了革命理想和信念，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有的被枪决，有的被判刑，有的至今生死未卜……”
陈明忠坐牢二十一年，谢桂芳被捕后再也没有消息，十四岁的弟弟无辜坐牢四年，母亲在思念中度过余生却始终没能等到儿子回来……
睹物思人，吕从周不禁感慨万千，老泪纵横。
图吕从周与妻子合影
母亲不敢明着留下儿子的照片，怕被特务们搜出来惹祸上身，她只能把这张印有儿子名字和面容的通缉令偷偷藏在梳妆柜的夹层里，用这种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儿子。
每一个夜晚，她可能都会偷偷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那上面儿子的名字，在心里默默祈祷儿子平安无事。
2022年9月22日，已经定居福州的吕力争将父亲珍藏的这张“通缉令”捐给了前来征集“迁台记忆”档案文献的福建省台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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